京将军辖境﹐东至兴京边二百八十里吉林乌拉界﹐西至山海关八百馀里山海卫界﹐南至金州(今辽宁大连)南境七百三]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第十二册第8131页），讲述东北鼠疫防治始末，已经完全是一种新的近代模式，如由政府委派专业医护人员组成专业防疫机构，制定防疫措施，实行隔离、西药消毒、查找病源、住院检查、医药治疗、病尸焚烧等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近代化的措施，终将疫情控制住。一前一后两篇防疫文献的比较，可以看到传统与近代防疫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标志着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二、可以观察基层社会官民的危机应对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救灾所反映的基层社会公共管理中，官方如何运作，民间组织如何运作，官民之间如何互动协作。如前述乾隆时江苏如皋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瘟疫时，基本无作为，虽依例开粥厂却疏于管理，致死多人，引起民愤，终因失职而遭弹劾，这是一种不作为的懒官、昏官。而另一篇《灾赈日记》（第十一册第7397页），是山东惠民知县记述他主持赈济1898年当地水灾之事。从其日记来看，他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不辞劳苦，奔波于所辖各村，入户查看，分级施赈，多设粥厂，收养贫民。同时还接待来巡查的钦差大臣，对这些官员扰损地方多有不满和批评，还有对乡绅生员来为村民索赈时“言语狂悖”的无奈等。这反映了基层官员认真按清朝赈灾制度实施赈灾救济的情况，以及与民间士绅的互动情况。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组织也是赈灾的一种重要力量。如《宜荆城乡筹济公所各项单程办法汇录》（第十一册第7447），就反映了江苏宜荆士绅成立的这个“城乡筹济公所”，制定了一系列相当完备的章程办法，遇到灾害即展开赈济，多设粥厂、粥店，称为“协赈”，区别于“官赈”。甚至连领粥的“粥筹”写法样式，粥担、粥桶的样式等都画有图样，足见策划、实施之认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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