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其教学之需。先生不仅潜心读书，对教学也绝不马虎，每门课的讲授，都会认真编写讲义，也成就了他学术著作中因教学之需而撰的一类。如《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兰州大学为学生讲《国学概论》时编的讲义，《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文献学论著辑要》则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因历史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需要而编写的作品。《广文字蒙求》也是以其40年代任教各大学文史两系文字学课程讲义为基础的。《尔雅释亲答问》则是教学时师生问答的产物。
先生的研究之作，即其一生治学的终极目标所在，数量并不多，严格说来，只有《说文解字约注》和《中华人民通史》两种。其《说文解字约注》自序说，五十后，“忽慨然动念，欲重理旧业，自造新注”。其《中华人民通史》序谓，很早的时候便有意自创新体，试写一部《通史》，务求简明易懂。怀此有年，无暇握笔。“七十三时，忽下决心挤出时间偿此夙愿。”并一再声明，该书不是写给学者专家看的，而是写给民众看的，而且以衰老之身、一人之力，缺点、遗漏、谬误一定很多。可见，这两部书是先生融汇一生读书与研究心得的特撰之作，可谓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综观先生一生读书治学，有读书路径、有撰述次第，今日青年学子不妨细数其文集，探其路而步其后，必有所成。正如工具在手、方法得当，则天空任我飞，大海任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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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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