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给朋友信说：“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
　　从这个角度说，网友恶搞一下杜甫，本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且也显示了他们一定的想象力。担忧的是，我们只有恶搞。我们可以过情人节，可以过万圣节，却没有多少人记得杜甫，这才是值得担忧的事情。但最可怕的，还不是恶搞，而是遗忘，集体遗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于丹，比没有于丹，要好一些。起码她唤醒了国人的《论语》记忆，沉睡已久的《论语》记忆。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研究大众文化的目的就是要“砸烂这个如果算不上猥亵，但算得上物品丰盛的、并由大众文化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的恶魔般的世界，这个时时威胁我们每一位的世界”。因为，在人类隐蔽的、仿佛带有神秘色彩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力量是真正进行创造的原则。一个只有大众文化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歌德说：“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样本的话，我们应该回到古代希腊人那里，他们的作品总是描绘出人类的美。”
　　那么，我们呢？我们应该回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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