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部的前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大臣臧式毅继任，南次郎却拒绝称“另有人选”。郑孝胥被迫辞职，在上辞职奏折时还附上一份“内阁”改组名单，举荐“间岛”省长蔡运升继任“总理”，但关东军司令官提出的人选是“军政大臣”张景惠，溥仪只好依从。1935年5月21日，郑孝胥辞职，张景惠于22日继任伪总理兼“协和会长”。
　　王庆祥认为，溥仪身为伪满洲国皇帝，连伪总理的任命权都没有，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
　　憋屈三：
　　“帝室御用挂”事事替溥仪做主
　　翻阅伪满洲国厚重的史料，人们不难发现，从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开始，溥仪的一切行动就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溥仪做“执政”时，关东军在溥仪身边设“侍从武官”，由日本人石丸志都磨担任，后来代之以“帝室御用挂”(依照日本皇室制度而设，为“内廷行走”或“皇室秘书”之意)。
　　“帝室御用挂”是一个特别的官职，是关东军的化身，负责监视、控制、指挥溥仪。首任“帝室御用挂”为吉冈安直，他是日本鹿儿岛人，曾任鹿儿岛日军联队大队长、日军驻天津司令部参谋、日本士官学校战史教官等职。由于他与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有所接触，便被派到溥仪身边。他有两种身份：关东军高级参谋和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从1935年到任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0年间，吉冈安直的职位由陆军中佐升到了陆军中将。
　　吉冈安直对溥仪如影随形，溥仪不但无法摆脱他，而且对他唯命是从。据溥仪自述：“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于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多是他事前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伪满的“宫内府”设有日本宪兵室，所有进出“宫内府”的人都逃不过日本宪兵的监视。而且，“宫内府”自次长以下的日本人官员都是吉冈安直的耳目，溥仪的一切行动均受到限制。七·七事变后，限制更为严格，溥仪要会见的人必须列出名单，由关东军军部核准之后才能会见。会客时，除近亲族人准许谈话之外，其余人只许行礼，不准谈话。会客时必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应”。此外，溥仪与外面来往的信件都必须由“宫内府”的日本人官员先行检查，再经吉冈安直核定，才能送到溥仪手中。
　　王庆祥认为，“帝室御用挂”是在为关东军司令部执行监管溥仪的任务，使溥仪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憋屈四：
　　“天照大神”被篡改为溥仪的祖宗
　　中国人对祖先有着特殊的敬畏之情，在古代小说和评书中，我们常常看到某英雄人物的横空出世，总是发生在认祖归宗的过程中。正因为有这种情结，在现实生活中，侮辱一个人的祖宗往往被认为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然而，当年身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却遭受了更严重的奇耻大辱。
　　1940年，溥仪被迫从日本迎回了“天照大神”。回到长春后，迎接的车队中，第一辆汽车是迎接手捧“神器”的桥本虎之助的，第二辆汽车才是迎接溥仪的。当时已在“帝宫”同德殿院内修建了“建国神庙”，把“神器”供奉在那里，并称“神庙”为“建国元神”。不久，在“宫内府”成立了“祭神府”，由桥本虎之助(曾任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任“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关东军司令部还请了“神道家”笕克彦向溥仪和伪满大臣“传道”。
　　关东军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所有伪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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