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介绍过，通奸案如何界定，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情节，比如其中是否存在强奸的性质（若是强奸，女方无罪）、男方是否是在职官员（若是官员，女方无罪）、女方是否是好人家的未婚女儿或别人的妻子（若不是，男方无罪），等等。再退一步说，假如一个男人与妓女、歌女、娼妇或自己家的婢女、妾发生性行为，有好事者吃饱了没事干玩举报的游戏，岂非冤枉死人？南宋立法者及执法者如此草率对待通奸案，让我想起现在的人们对付小偷的办法，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了打个半死再说。

从现存的南宋各种法律案例资料来看，法官似乎都不太愿意接办通奸案，即便接办了，也是草草了事。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何原因呢？据赵炎分析，可能跟官员的文化心理（面子）、地方政绩和整个社会需要稳定等三个因素有关。

通奸案跟强奸案不同，说白了，通奸的发生，即意味着妻子对丈夫在情感服从及肉体从属上的背叛，这是儒家纲常所不能允许的。作为儒生群体的法官们自然不乐意见到或者经手，可是有人告发了，又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审判过程中若明察秋毫，实非其本愿，文化心理上的纠结，导致情绪的烦躁，不火冒三丈才怪。

实际上，这种文化心理亦并非官员才有，许多“受害”的丈夫也有。很多丈夫宁愿掩盖妻子与人通奸的证据，比起把妻子或她的情人告到法庭接受惩罚，他们更愿意试着自己解决问题。如孝宗淳熙六年，一个丈夫告到邻保（不是正式的官）那儿，声称他发现妻子与当地一个县吏通奸。因县吏逃走，丈夫决定不公开这件事。但他担心儿媳知情，就让儿子休掉她，后来他还休掉了自己的妻子。

几个月以后，父子二人都后悔了，才到正式衙门告状，要求让两位妻子回来，刑事官司与民事官司一起打。判官判决惩罚那位通奸的吏员，杖100棍（很严重了），但是并没做主恢复任何一桩婚事。说明判官内心里并不希望这起官司出现。这对父子在文化心理的驱使下，伤了自己，也伤及当地官[注: 《周礼》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地官以司徒为长官，属下各官有乡师、乡老、乡大夫、遂人、遂师、遂大夫等。-diguan]员了。

南宋法官和封建社会其他时期一样，中央设置有专职的，如大理寺[注: 大理寺，官署名。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为大理院。]和刑部提刑官等等，地方上一般没有专职法官，多由地方官充任，即使出现通判一职，往往也不一定专门做审判的工作。地方官从政绩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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