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他性、侵略性或征服性。王道模式的关键在于以德服人，故儒家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反对暴力征服，如果“谋动干戈”,则恐“忧在萧墙之内”。(《论语·季氏》)儒家以仁政统一天下的王道理想实际上确立了文明对话的最高准则“道”。齐宣王曾经向孟子请教：“交邻国有道乎？”孟子说：“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以大事小曰仁，隐含的是反对以大欺小；以小事大曰智，隐含的是小不能妄自尊大，鸡蛋碰石头。孟子这里确立的“仁”和“智”就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准则），其实也可以作为规模大小不同的文明之间对话关系的“道”（准则）。不管是以大事小，还是以小事大，大小之间都是平等关系，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无论是在器物层面（如服饰），还是在观念层面（如宗教），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话模式均体现出“仁”和“智”的高明精神。
中国文化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与邻国的和睦相处。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众多部族群居杂处，万邦林立。先哲明确提出，不同的部族、不同的邦国都应和睦相处。《尚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即和善）。”
“协和万邦”的文明对话模式同样以包容性为基础。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要建立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必须本着“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态度，才能和平共处，才能缓和文明的冲突。不仅是儒家思想，包括道家和释家思想均向往安宁、太平的和谐社会或和谐天下。
在“协和万邦”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华文明在亚洲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文化认同体系，其中朝贡体制就是通过经济让利、“厚往薄来”以达到文化羁縻的成功模式。尽管中华文明的认同体系在清代受到日本和朝鲜的严重质疑（参看葛兆光《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尽管朝贡体制有明显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倾向，过于重义轻利，但它建构的文明对话模式主要是以“协和万邦”为目的，而不以征服万邦为目的。“协和万邦”思想对于处理古代中华文明与周边异域文明的复杂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持中华文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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