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或参加革命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以后，不能在家里尽责尽孝了，仗一打就是几年、十几年，有的没有再见到家人就牺牲了，有的直到革命胜利后才与家人联系上。这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但最终还是小家让位于大家，小爱让位于大爱。

八路军115师343旅刘中新在1939年7月17日的信中写道：“在前天的夜里正在睡觉的时候，忽然梦见了我的妈妈，妈妈以竟（已经）老得不像了。我就大喊起来，忽然喊了一声，同我在一块儿睡的同志听着了，他就叫醒我问我喊什么，我当时也说不出，仔细一想，原来是作了一个梦。……现在是全国动员抗战的时候，我在外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不能在家来孝顺母亲大人，以后回家再来孝顺母亲大人。”

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九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冯庭楷1946年6月18日致大哥的信中说：“我们几个从小由父母抚养长大，现在仍不能将父亲的担子分担一部分吗！？说到这里，不得不埋怨我辈一生的遭遇，被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与封建势力双层压迫下使我们翻不过身来，而只得毅然走上革命的行列里，为着自己及所有被压迫者奔波奋斗。当然，个人和家乡的小利益便无法顾及了。”道出了革命者心中的家国取舍。

在咸阳阻击战中牺牲的郭天栋烈士1949年3月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为祖国不能尽孝，儿为人民不顾己事。儿虽没入党，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战士。今日站在革命队伍里，一定非把敌人消灭完，牺牲到底才回去侍奉大人。此儿之罪也，望二大人原谅。”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进程中，许多普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付出了鲜血和汗水。他们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把个人的亲情冷暖埋藏在心头，去追赶时代的大潮。从他们留下的红色家书中，我们读出了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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