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海上惊《雷雨》”，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茅盾先生对话剧《雷雨》在中国上演引起的巨大轰动所给予的一句描述。1933年，年仅23岁的青年曹禺[注: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男，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省潜江县，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戏剧教育家，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以“一声惊雷”炸响了文坛，用“倾盆大雨”涤荡着污浊，为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心灵都带来了深刻的洗礼。

　　如今，近八十年过去了，这部被称为“中国第一戏”的中国话剧奠基之作，依然还在被全中国各个剧团、各种阵容不断演出着，甚至被几十个外国剧团以不同语言搬上国际舞台。它还被作为中国话剧的代名词，常常出现在当今各种文艺作品中，孟京辉导演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陈道明主演的《喜剧的忧伤》等话剧，都忍不住要借助《雷雨》的经典片段和台词，来达到一种和台下观众心照不宣的强烈效果；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更是直接借鉴了《雷雨》的故事和人物关系——足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真可谓“《雷雨》依然润今朝”，它至今还在滋润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

　　对于北京人[注: 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中国直立人”或“北京直立人”，拉丁文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艺来说，《雷雨》的意义更是不同凡响。它不仅是北京人艺从建院之初就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更是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雷雨》的魅力究竟何在？那个浓缩了一个时代黑暗、隐藏着两个家庭秘密、压抑着两代人情感的悲剧故事，似乎已经伴随旧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但曹禺当年怀着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和“一种悲悯的心情”创作出的人物，以及他们强烈的爱恨情仇，至今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还在打动今日观众的心。 看来，正如曹禺先生所言：“我喜欢写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也正如流传于北京人艺的一句名言“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雷雨》超越时代的经典魅力，在于它写的是人；而演员的表演是否成功，也在于是否演活了人。

　　这也许正是“演不够的《雷雨》”和“说不尽的曹禺”留给人艺、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启示吧。

　　走进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人物厅，一眼就能看到曹禺先生的书房。在这个简朴的小房间里，原封不动的呈现着曹禺先生当年书房中的所有摆设。满满摆放在书柜里的书，已经多得堆到了书架顶部；书桌上的一盏老式台灯，还在幽幽照射着满桌的文稿，还有一副随意放在案头的眼镜，好像先生只是临时出个门，随时都可能回来伏案创作；茶几上的几个茶杯和两旁的老藤椅，似乎也还在等待着来找老院长谈创作的艺术家们。墙上的曹禺生平简介旁边，陈设着一张曹禺的手迹，上面写着：“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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