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周汝昌被视为胡适的“衣钵传人”，亦多有人认为其《红楼梦新证》延续着胡适的考证思路。他也被称为“胡适后的红学研究第一人”。

2005年，周汝昌曾出版20余万字的《我与胡适先生》，称道其人品和学问，念念不忘先生胡适对自己“爱护有加”。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意见认为，您早年是考证派代表，近几十年转向索隐。您认为自己是哪一派呢？

周汝昌：看样子我得在脑门上贴个标签，标明自己属于哪一派，让别人一看就明白，哈哈！说我是考证派一点都不错。“证”者，何也？考证是也。

说到“新证”，我的“新证”不在“证”，而在“新”。这个“新”是针对胡适说的。胡适作的《红楼梦考证》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是一篇序言，即论文的性质。我得到了他的教益，继承了他的思想，但与他的思想又不完全等同。我的书里添加了自己的创造，所以叫“新证”。如果忘了这点，我的考证就毫无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为何 “考证”与“索隐”给人感觉似有水火不容之势？

周汝昌：此问根源先要抓住《红楼梦》的开头—— 是作者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了一番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撰成此书的。那么其间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呢？这才发生“索隐”与“考证”的问题：索隐者是以寻找那个“真事”为目的，考证者是为寻找那个“真事”而采用的手段方法—— 两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而已，不是对立的。

“索隐”一法，从《史记》就开始了，《史记》也有隐事要索。我们早先所反对的那种“索隐派”，是指他们所用的方法错误了（比如，将书中的十二个女性人物的艺术形象说成是十二个男性官员、名士的一种影射云云……），而绝非反对“索隐”本身。

我之所以被称为“考证派”，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而忘记了我考证的目的却正是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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