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精神上的寄托，未为不可；至于哲学层面的信仰，恐怕还谈不到。当然，再复杂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规定性。同样，张学良的思想观念无论怎样驳杂，如何变幻不定，其本质特征还是鲜明而坚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注: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所属国家的一种积极和认同的态度和行为。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精神。作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终其一生，坚守不渝，并且不断有所升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无一不源于民族大义，系乎国运安危。尤其是捉蒋、放蒋一举，体现得至为充分。
他说，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注: 国将 拼音： 解释： 1.王莽所置官职。位于三公上，为四辅之一。 2.国家的将帅。-guojiang]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注: 内乱 拼音： 解释： 1.指国内的叛乱或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neiluan]，那我张学良真就成了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要自杀，以谢国人。”赵一荻说:“他爱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国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爱国狂。”
这样，问号就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东三省沦陷于不顾？应该承认，由于个性的缺陷与认识能力的限制，他的爱国主义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与人为善，轻信，幼稚，常常从良好愿望出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总总、变化万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简单化、程式化了。比如，他没有认清蒋介石的本质，始终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他把忠于蒋氏个人与忠于祖国画作同一等号，认为要对抗日寇就必须谋求统一，而要统一就必须唯蒋之“马首是瞻”。再就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他也同样缺乏清醒的认识，且又过分迷信国联，为“九国公约[注: 1922年2月6日，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条约规定 :“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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