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虽然成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但由于书成后没有及时出版，原本样貌不清，给后人了解其原版全貌造成很大困难。相比之下，对于《太平广记》的版本研究力度与该书的实际价值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除了汪柖楹校注本之外，建国前邓嗣禹先生曾为燕京引得处编纂的《太平广记引得》写过序言（1933），陆曼炎《中国七大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考》（1938）、郭伯恭《宋四大书考》（1940）中也包括《太平广记》。建国后有关《太平广记》的著作好像只有程毅中先生为春风文艺出版社《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所写的《太平广记》（1999）。但是对于《太平广记》版本问题下功夫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还是要推张国风先生在做好这部“会校本”基础上写成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一书。也就是说，这部“会校本”是张国风先生对《太平广记》版本问题做过多年深入研究的结晶。浓重的学术含量为“会校本”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作为“会校本”亮点的重要表现，是新版本材料的发现和使用。正因为这些材料的发现和使用，使得该书在《太平广记》的版本认识方面超出前人一大步，并为《太平广记》及唐人小说的校勘整理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目前学界通行的版本为汪绍楹先生校勘整理的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年人民文学版，1961年中华书局据以重印）。该本以谈恺刻本为底本[注: 底本是古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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