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对《太平广记》版本问题的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运用于“会校本”中，是该书重要特色和成绩。珍贵文献材料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它在整个学术研究链条中的重要关联作用的证明。这就需要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相关对象的学术背景有相当的了解，进而准确地判断和分析出珍贵文献材料的价值所在，并借以深入揭示出某种学术问题的真实面貌和内在关联。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在所谓旧材料中发现新价值，并与新材料相互参证，解决新问题，并将其运用于会校工作当中。这些也正是“会校本”的重要特色。

    作者很善于娴熟地将新旧材料相互比较，找出新的问题线索，或纠正成说，或将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用于会校。比如清代黄晟的槐荫草堂本和《四库全书[注: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本，都是常见并为学者所熟悉的本子，但以前没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四库提要》宣称四库本系据谈刻本，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如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就沿袭馆臣旧说）。但“会校本”的作者不囿成说，经过仔细的比对和考证，认为四库本的缮录底本就是黄晟刻于乾隆二十年（1755）的槐荫草堂本。理由有二，一是槐荫草堂本中有别于他本的异文，几乎全为四库本所照搬；二是在诸本版本歧异现象比较集中的七卷（二六一、二六二、二六三、二六四、二六五、二六九、二七〇）文字中，唯有槐荫草堂本和四库本两者的文字最为接近。尽管这些还未必可成定论，但作者这种对成说的大胆怀疑精神和细致而深入的考证工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至少给人们继续深入探讨四库本的缮录底本问题提供了思路上和方法上极有价值的启示。不仅如此，作者还谨慎地将自己研究的四库本严格地限制在文渊阁[注: 文渊阁，清宫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本之中，从而排除了四库本之间由于缮录歧异造成的版本差异。这种严谨的治学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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