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的“门”出来，再进入职场的“门”，从职场的“门”走出来，又回到生活的“门”，不管你经历哪个没经历哪个，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北京之后，我觉得应该去上海看看，也因为之前我没有去过上海，上海给了我新的感受，我想看看这个城市的普通家庭、或者中产家庭，他们在教育面前有什么不一样的状态；第一天到了上海，制片带我去了外滩，我问他，这么多漂亮的楼里边住的都是谁？制片说，“我们上海人其实也不太清楚这里边住了谁。”然后天逐渐暗了下来，华灯初上，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一路从山沟里来到上海，这让我感觉很梦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可是等我拍了那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之后，我发现，大家内心深处还是一样的。即使是中产阶层[注: 阶层是指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例如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同一阶级里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jieceng]的家庭，他拥有财富，他什么都不缺，但他还是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面前仍旧有一道道门，应该说，每个人的面前都会有这样一道道门。所以，我要讲述的，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更像是一个通道，引导我们观察社会某种核心化的感受，《中国门》就是这样跨越地界来探讨这样一个个人生阶段的纪录片。

“拍片缘于矛盾的公平性”

东方早报：除了你刚刚说的跨地域、阶段性的“门”，“中国门”应该有更多中国意味在里边吧？

王杨：没错，借用“门”的概念，我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会宁的孩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拿着手电筒去上学，我觉得他们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显得很勇敢。

从这一点看，我想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孩子，也会让我联想到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会联想到中国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史，某种类似的形象上的感动，你看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青年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进而改变了历史。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也好，五四运动也好，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奋斗其实就是国家的奋斗，推开门和天亮实际上是一个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从乡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门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们推开它需要很大的毅力，当这么重的东西能被推开的时候，那种回报和喜悦，希望也就出现了，这种光亮的出现也让人感动。对于人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关口，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家庭背景、资源、社会等级，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级，就是二元对立，它的背后也关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城乡对立的问题。抛开一切因素，其实在跨过“门”的那一刹那，这个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触动。

东方早报：能否结合下自己的经历谈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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