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绝不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正月，仁宗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注: 参知政事原来是临时差遣名目，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十一月，以李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始正式作为宰相官名。到宋代，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儿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注: 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一次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预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的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必然会中途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仁人志士，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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