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体办实事，其中的艰辛，国学研究院的同仁们从未对他人提起。“曾经有一度，我们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没钱还要办事，办大事，难处可想而知。采访中，蒋绍愚临时离开，吴同瑞告诉我：“蒋先生是国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我们给的补贴少得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就这样，蒋先生还是坚持只收下一半，退回来的钱，我们用来补贴了困难学生。”

    袁行霈这几天为一件事心里不好受。那天，秘书耿琴跟他说起，早期做过国学研究院秘书的孟二冬，生前有次见她给作者寄稿费，顺口说：“现在好了，不用自己掏腰包付邮费了。”耿琴这才知道，丈夫孟二冬做秘书时，给作者寄稿费是自己贴邮费的。听到这段往事，袁行霈心疼啊。孟二冬是他的学生，当年，《国学研究》编辑部与作者间关于稿件的具体事务都由孟二冬操办，包括为保证稿件质量得罪人。一个下雪天，孟二冬辗转乘公交车去退一位名家的稿件，名家生气了，让孟二冬站着说明。孟二冬总保持着对作者的恭敬，感动了作者。一段时间后，这位名家专程送来优质的稿件，让编辑部的同事们很感动。

    耿琴接替丈夫做秘书已经17年了。“国学研究院最辛苦的就是赵为民、程郁缀、何淑云、朱邦芳和耿琴等秘书。”院长袁行霈说，常务副院长吴同瑞也这样说。10多年来，国学研究院为拍摄《中华文明之光》、编著《国学研究》等开的会恐怕要上百次，他们既是秘书，也是服务员，任劳任怨，默默奉献。那年开“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耿琴每天在班上忙完北大社科处一摊子工作，还要抱着一大摞信件回家去整理。“那时没有互联网，从开始通知到最终落实参会，来来往往的信件，270多位学者，每个人至少要发六轮信。”耿琴淡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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