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前身是“小学”，“小学”积累的语料以文言为主，缺乏理论通论与总结成熟的方法论，没有语法这一分支。因此，汉语研究走入现代的标志应当是传统“小学”的理论化和现代语言学门类的完善。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便成为其中最明显的标记。50年代是中国语言学向普通语言学索取理论的年代，汉语作为分析型语言，如何与国外语言学的“语法范畴”理论交流对话，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话题。胡明扬先生在阐述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和必要条件之后，针对汉语的特点，提出了“无形形态”这一概念，把语序、语调和重音列入无形形态，使汉语语法可以纳入普通语言学来讨论。之后，他又在海盐[注: 海盐正文　　以海水为原料，用煎煮法或日晒法制成的盐。历史上长期是刮取经海水浸渍的咸土（灰、沙），淋制卤水，用锅煎盐（见制盐技术史）。]通园方言中发现，连续变调群中具有明显的语法意义，由此将汉语语法意义的研究进一步推进。胡明扬先生关于语法意义的研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关注点，那就是他对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的分辨和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他通过各种现象说明，同一语法形式本来应当只有一种语法意义，但是由于受语汇成分的影响，是可以产生不同的变体的。

    80-90年代是中国语言学拓宽领域的时期。胡明扬先生对语言学的关注有了很多新的角度：首先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方言研究，这种研究是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进行的。他从语音出发，探讨了北京方言的语法和词汇，探讨了上海[注: 上海市-上海，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上海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话100年的变化，探讨了海盐方言的句式和词汇。那时侯，一般的汉语方言调查都在总结各个方言统一的结构系统，胡明扬先生关注的却是同一方言中由于年龄、性别、家庭环境、文化水平不同而产生的内部分化。他的成果从本体研究到了社会条件的研究，从静态的描写到了发展的动态解释。其次，胡先生开始关注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汉语研究，为了甄别近代汉语的语料，他注意了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互相渗透的关系，描述了汉语书面语的复杂情况，对此作出了十分求实和清晰的结论。如果和西方的社会语言学比较，可以看出胡先生在认真发掘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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