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正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给父亲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写信，就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分别是建筑史学与考古人类学）对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进行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会减色多少呢？”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注: 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圣西门，出身贵族，曾参加法国大革命，还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并花掉了他的全部家产。]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法国不幸失去国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长，大财主等等，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国的优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学者，优秀的诗人、作家，优秀的工程师等等，突然各自损失了五十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犹太民族颠沛流离、饱经沧桑，但犹太人中产生的科学家、学术巨匠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原因在于，在犹太人眼里学术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在犹太社会里，学者和教师受到极大尊崇。他们奉行这样一条格言：“为使女儿嫁给学者，或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对一个犹太家庭来说，没有比出一名或几名博士更为荣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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