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又落，逝者如斯夫。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形容四位教育家，一点都不过分，从他们留下的精神资源中，或许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行到水穷处”这一辑，讲的是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们，触及一段沉重的历史。“行到水穷处”是陈寅恪和以周一良为代表的弟子所面临的历史困境。遗世而独立的陈寅恪，自然没有坐看云起的闲适，1949年之后，在政治运动频起之时，他冷眼旁观，且做神州袖手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生信念，不为时事和流风所移易。陈寅恪坚守气节，用生命来捍卫一代学人的尊严。陈寅恪最得意的三个弟子，周一良、汪篯、金应熙，无一例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树立了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的史学观。“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陈寅恪与三个弟子的思想冲突，显然超越了个人恩怨，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周一良成为驯服的工具，噩梦长达三十年，醒来之后慨叹“毕竟是书生”。

陈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师门的汪篯、周一良、金应熙，也有“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刘节和蒋天枢。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则是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

“出入风波里”这一辑，关注学者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艰难选择，探讨学者从政的悲剧。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胡适与吴晗，李济与尹达，分道扬镳。在历史的激流中，当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学者的独立性也就如一叶扁舟，难以找到可以停泊的彼岸。顾颉刚身处批判胡适运动的中心，他的浮沉，他的彷徨，内心的煎熬，精神的迷惑，思想的反复，可见与老师决裂的艰难。

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巨变，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政者，多被政治磨去了棱角。

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赵俪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注: 历史学家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在“反右”中也被打为“右派”。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赵俪生在回答美国学者舒衡哲的提问时，写下这样一首诗：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说：“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怎样被弃逐，怎样被虐待，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赵俪生可谓一语道出了文人学者何以成为权杖下的奴仆。“愿葬君家土”，这是从封建社会[注: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一直延续至今的20世纪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如果文人学者保持住独立的人格，骄横的权杖并不能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另一方面，20世纪历史以激进的方式书写，没有为文人学者保持独立性带来制度性保障。

“曲终人不见”这一辑，探讨被动卷入政治运动中的学者和文人，从师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社会变迁。1949年之后，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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