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运动成为时代潮流，一波接一波，无人能置之度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丁玲、陈企霞，批判冯雪峰，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在文艺界，在教育界，不仅流行与旧我划清界限，更流行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反动思想划清界限。吕荧是国内第一个被批判的中文系主任，学生批老师之风由此开始；俞平伯是被批判的红学家，批判俞平伯矛头的背后是清算胡适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知识分子的心中留下阴影和创伤。沈从文自杀未遂后，被时代的风暴分裂为文学家和文物专家两截；俞平伯“倦说红楼”，家人在他面前一度避免提及“红楼梦”三个字；陈梦家因反对简化汉字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受辱自杀；柔弱的吕荧敢为胡风公然辩护，最后成为美的殉道者……
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难道是历史的宿命，不可避免？当文艺、学术沦为政治支配的工具，成为思想改造的工具，学者的尊严何处寻？历次学生整老师以后，老辈心寒，这次整完，还希望下次老师悉心教授，岂不荒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师，出蓝者害师”，最有代表性。
大师的成长通常只有两条路，一则出世家，如俞平伯，二则从名师，如启功。1949年后，追溯师承被认为是学术陋习而被喝止。“浴乎雩，咏而归”的教学方式被中止，真正能继承大师的又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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