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曾经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公元第一个千年，我们在东亚到东南亚，创造了汉字文化圈，文化影响远及西亚北非与欧洲；公元第二个千年，我们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从四大发明到文官制度，同时也走出低谷，开始了自身的伟大复兴；公元第三个千年，我们正成功地开创一种不同于西方、可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我们必须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使命，不仅让世界了解历史上中国的文化贡献，也了解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的巨大贡献，并从中国文化中发现一种多元共处、多极均衡、和谐发展的世界和平理想，探寻解决西方现代化造成的当今世界上的种种冲突与危险的“中国方案”。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具有普世价值诉求，这就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做一番清理。首先，应该将人类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与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区分开来。中国不能拒绝担当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这是大国的世界历史责任。有关中国是否需要普世价值的论争，本身就有问题。当今时代，有谁会说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都是坏东西？既然是普遍好的或善的东西，谁又能拒绝呢？恐怕争论在起点上就有误解，这种误解不仅是对对方的，也是对自己的。中国需要普世价值，这里只有是，没有非，是不容也不用争辩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谁的普世价值？那些拒绝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的话语主体——西方；而认同普世价值的人，有时候也分不清自己是认同普世价值还是认同普世价值的特定表述主体——西方。   

    有关普世价值的论争，问题不在普世价值本身，而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西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为西方建构起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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