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种过度强调的所谓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正是当下应该保持理性警惕的东西。还有,关于文化建设问题,我写过一篇《汉武帝时代文化大繁荣的本质》,汉武帝虽然也造成了一点文化繁荣的虚假表象,但这种繁荣是为他那个时代唱颂歌的,那些歌功颂德的西汉大赋现在还有多少可读性在里面?而司马迁的《史记》,是在走出了文化繁荣的约束以后,才成为千秋不朽的“史家之绝唱”。
在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和讲座里,传递一种价值观,是十分重要的。反对影射史学是对的,但历史学总会有一种古今关照,有人把它说成影射史学,恐怕是表述的混乱。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在研究历史或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歪曲或隐蔽了有关史实没有。我的有些文章,也有同行就开玩笑说:某某,你这是在影射。我说,你是搞宋史的,你看我写宋史的书评或文章,哪一句论述是不符合宋史事实的。历史这个东西,古今往往会生出某种通感,这种通感,你可以借用克罗齐的名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你也可以开玩笑地说这是在影射。影射史学固然要不得的,但史学的古今关照却绝对是必要的。
一点建议
《上海书评》有对姜鹏书房的专访,说他把《通鉴》的书脊都读得开裂了。他对《史记》和《汉书》,肯定也下过苦读的工夫。这次讲座也好,这本书也好,确有不少亮点。例如卫青与霍去病[注: 霍去病[1]:西汉名将(前140—前117),汉族,军事家。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代名将卫青的外甥,好骑射。]的异趣问题,对汉武帝与他儿子关系的分析等等,都看出作者做过足够的史学准备。可能讲坛有自己的标准与尺度,有些地方没有展开。比如讲到大侠之死,实际上汉武帝独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以后,侠就很快退出历史,而其前的战国时代[注: --地图 广义的战国时代指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 年,而实际上具体时间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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