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而言，与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五地结缘，而尤以高邮、昆明、北京为重要。揆诸其一生文字，背景、取材无非也是这些地方，比例大致与其生活时间的长短相吻合。这一点确乎与被认为“京派”作家核心人物的废名、沈从文等取径一致。

 

    汪曾祺真正获得全国性声誉是在60岁以后，1980年《受戒》刊发，文坛震动，因为就当时的大环境与文学界的现实状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东西。作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拘束，描摹少年男女的情窦初开尤其爽朗，在当时这显然是个犯忌的题材，但他写起来不以为意落落大方。这里既没有几十年延续而来的“敌我”或者“阶级”，也没有当时时新的“反思”或者“解放”。究其原因，在于汪40年代的文学经验，以及其后三十年间始终未能真正成功被“改造”。他写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性”，三十年世间沧桑，在他作品里了无痕迹。他不去回应那个时代，似乎也并不属于那个时代。

 

    但他确乎部分构筑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用的是三十年前的感觉和材料。其中如《异秉》等，更是直接用40年代小说的题材重新写作，不过手法迥异，不但完全没有现代派的痕迹，甚至很难看出作为小说的经营。如此摈落一切技巧，在汪曾祺那儿被概括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他叙事的方式。汪曾祺40年代的创作就是“诗化小说”，重意境而不重事件，80年代这方面恰恰一脉相承。之所以给人差异很大的印象，一是叙事方式的改变。40年代时汪曾祺声称小说是第一人称的艺术，此时几乎全用全知叙述，没有原来限知叙述的紧张感；二是语言高度成熟，并且去除“欧化”，使得技巧化于无形。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比起同时的诸多各色现代派或伪现代派作家，汪曾祺是“传统的”，殊不知这所谓“传统”正包裹着也许他本人都未必意识到的现代主义创作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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