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八九十年代的汪曾祺，总的倾向，越到晚年，散文越写越多，小说越写越短。其中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改写《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与蒲松龄[注: 蒲松龄(1640年—171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短篇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蒙古族。]比文笔，确实算得上豪举。《聊斋》是以传奇笔法志怪，文字活色生香，正与《受戒》等相类，但汪曾祺改写用的却是“大白话”。他最后十多年的写作，约略以此为界，语言上是经历了变化的。前期近于“传奇”，后期则走进了古代笔记的传统，类于真正的“志异”，“志”者“记”也，也就是笔录一些事情，小说、散文畛界的日渐模糊正由于此。
通常文学史论及汪曾祺时，会将他放在废名、沈从文这一脉络下，而且他们三人都自认为“文体家”。确实，这两位前辈作家对汪影响最大。再往上的周氏兄弟，他很尊崇，但并无直接的取法。废、沈二位，同样是写到后来，小说、散文混为一体，这其中有什么道理，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三个人的路径其实很不相同，废名一开始似乎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及至后来明白了，则发展出一个观念，即小说首先是“文章”，随后几度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沈从文开始写作，是连标点也不会用，一支笔打天下，他的观念核心，其实是如何“讲故事”，用不同的办法来讲，讲到出神入化，“小说”的外套就套不住了。与这两位不同的是，汪曾祺一开始是知道怎么写小说的，他后来的几度变化，与时代的变迁有很大关系。
无须忌讳，就总体的创作成就而言，汪曾祺并没有沈从文的广度，也没有废名的深度，当然更谈不上周氏兄弟的阔大。通俗的说法，算得上是“名家”，却不太够“大家”。他读书随性，很难称得上博学。写作随缘，有条件就写，没条件也不烦恼，无非过日子而已。他总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活、写作，绝不试图“超越自我”，这是二周、废、沈所未必有的心境。晚年得大名，邀访求序络绎于途，他似乎都不大拒绝。看他的游记，不少是接受招待之后的“文债”，而他所作序的那些作品，不过一二十年，大部分已湮没无闻。这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不过他本就对自己的才华和成就不大上心。也许可以慨叹他的“未尽才”，但也正是这份难得的“无大志”，造就了其作品的落拓不羁、清雅绝俗，也决定其必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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