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观深深根植于民族认同之中。历史上，执掌中央政权的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当地民族政权与汉族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主动了解，对少数民族并没有抱着“我存你亡”、“非此即彼”的排斥心态和极端态度，而是在文化上、政策上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包容。在收服少数民族政权后，汉族政权通常采取怀柔政策，保持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仍任用少数民族官员管理民族地区。元、清少数民族在执掌中央政权后，对于汉文化[注: 概括 汉风流韵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汉族有五千多年有实物可考的历史，四千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也没有采取肃清政策，而是借鉴和学习汉文化，模仿汉族政权而建制。这种情感、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互相认同和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多元性。

　　民族平等。历史上关于民族平等问题的讨论，起于“华”“夷”之辨。孔子声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来的学者们在划分华、夷时也强调“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认为除了时空的差异之外，不管华夏还是夷狄，合乎传统礼节是最重要的行为标准。儒家另一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了“从变从义”的观点，认为夷夏之分不但要以礼义为标准，而且要视情况变化加以界定，无论夷狄还是华夏中央政权和诸侯，当其行为违背礼义时，就必须“夷狄之”；当其行为符合礼义时，就可以“中国之”，这就叫“从变从义”。总之，在先哲看来，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有优势和劣势，“华”“夷”也只是文化的不同而已；各民族之间不存在种族上的优劣和高下，都是平等的。当前我们发展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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