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的深层本质，很难用西方的逻各斯[注: 逻各斯 正文　　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概念。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规律，因而也有语言或“理性”的意义。希腊文λoγos这个词本来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语言、说明、比例、尺度等。]语言来规定，作为本土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产物，中国美学史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拥有自身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经验系统。

能否找到一种源自本土文化、又具有现代性之阐释可能的概念，对中国美学史而言，是当下面临的一个难题。三十年前，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以开山之功发掘先秦儒道美学思想，并把它们视为贯穿整个中国美学史的逻辑基础。现在看来，儒道美学作为美学的思想史构成是成立的，但将它们厘定为整个中国美学史的逻辑基础，则是有问题的，因为先秦美学只是中国美学的一个截面，它不包括后续内容，自然也就不能涵盖中国美学史的整体。后来，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通过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揭示中国美学史的逻辑“骨架”，这对于揭示中国美学的逻辑特色是一很大推进。但美学范畴和命题多属于哲学或伦理学的概念，它们在面对中国美学多元并存的对象和绵延至今的“学统”方面，还不能提供一个适于阐明所有对象逻辑基础的范畴，同时，对美学逻辑基础的历史切入点，也与前一种美学史处理方式基本相同。本世纪初，王振复先生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提出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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