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宗教崇拜信仰体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考古实证。”
“十年探源,十大发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发出由衷赞叹。自工程启动以来,他们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的钻探与发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等等。
“这些大型的中心性聚落、城址和聚落群领地都有几十平方公里,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记载的邦国规模相当,墓葬所显示的等级规模以及社会阶级矛盾[注: 广义解释 广义指不同阶级之间因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狭义解释 狭义指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矛盾。]或族群争斗表明了区域文明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最好例证。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课题负责人张弛研究员表示。
与这些具体成果相比,工程的另一重要成绩和贡献恐怕更在于高科技研究手段的介入、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文明形成标准的重新评判等方面的尝试与探索,这些使得我们能够与国际考古学界进行更加平等多元的对话和交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如是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的团队负责运用新型手段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模式与古环境的关系。他告诉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自然环境与人地关系研究,使得以前一些长期困惑学界的重大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相比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多元一体”模式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独特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形成,同中国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演变存在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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