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梁启超，自称生于且耕且读之家，四五岁就在祖父及母膝下受《四书》、《诗经》，六岁就父读，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子弟员，日习帖括，十五岁入学海堂习训诂之学，十八岁入京应试，下第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始知有西学。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少年时代。少年科第的梁启超自称于训诂词章之学多有所知，却并不知西学所云。在初识康有为[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时，梁氏对之曾作出精妙绝伦的阐述：“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他以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旧学青年初遇西学，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如遭棒喝的矛盾心理。这也是思想转型之前，作为旧学青年的梁启超的真实写照。清末对科举的批判主要以维新派和洋务派最为激烈，洋务派思想主要基于科举对西学的阻碍作用来谈废科举之事，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维新派则多从废八股来谈变科举。

　　作为维新健将的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也是基于对两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主要基于科举对人才与学校的禁锢两个方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清季之时，八股时文在坊间如山如海，无数知识分子沉溺[注: 沉溺 chénnì 解释 无节制地沉湎或放纵开放分类：文化、汉字、词语、词汇、汉语-chenni]其中，不知汉唐旧事，遑论西人近学，对科技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梁启超叹曰：“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科举作为主要的选材标准，致使洋务派培养的新式人才不能容于当世。严复回国后，不能得志于当时，一度多次参加科举。梁启超对此曾曰：“中国所谓洋务学生者，竭其精力，废其生业，离井去邑，逾幼涉壮，以从事于西学，幸薄有成就，谓可致身通显，光宠族游，及贸贸然归，乃置散投闲，瓠落不用，往往栖迟十载，未获一官，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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