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止以后，随着梁氏对西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反映的进一步显现，他的科举观实现了从倡废到倡复的过程。就科举制度本身来说，只是延续千年的选材古制，本无善恶，用之行善，则为善制，用之作恶，则为恶制。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科举制在开放性、主动性和公平性方面比察举制[注: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注: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有着无与伦比的绩效优势，对此梁氏已作简要阐述。但是，明代以降，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截搭之题层出，坊间时文如海，士子沉溺其中于他学不顾。清入主以来，《圣谕广训》加入科场，科场作为政治奴隶的地位更加明显，积弊更深，终于湮灭于历史。近代以来，重新评价历史，为科举平反之声不绝于耳，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就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实为中国对世界文明一大贡献，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美国华人学者邓嗣禹在考察了70多种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科举制度的文献以后，得出结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外国，为西欧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他们自己的特点”。欧美国家在吸收科举制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合理内核后，形成了现代高级文官考试制度，开辟了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今天，在我们重新理性地认识科举制度的时候，作为清季著名学者的梁启超，他一生科举观转变的历程，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清季科举革废的历史和清季学人的科举情怀。可以说梁氏“科举观”的转变始终伴随着他对西学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表现为从传统儒生到维新健将，最后思想融合的过程，也是梁氏试图从教育角度改造中国的尝试。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倡废科举还是倡复科举，均显示出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价值观念的自我冲突与在矛盾中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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