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英法美等处于西半球的国家可称为西方国家；若从文化背景上讲，]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发出惊世之论：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对科举的赞美之辞溢于言表。梁氏复科举的言论是他对西方各种制度进一步熟悉以后的产物。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自清廷废科举以后，在选士及其相关领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断层，选士制度的缺失，使得晚清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进一步削弱。无数出路阻塞的生员，掀起了我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但是比起全国近百万的生员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生员只好在自己的家乡另谋出路，秀才当兵成为晚清的一个重要现象，这进一步催生了清朝覆灭以后近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科举终结之时，无数生员心如死灰，当时对其各种影响评价还为时过早，经过几年的沉寂以后，对这些现象感触颇深的梁启超的科举观必然也有所转变。其实对科举制度梁氏早就有正确的认识，在《变法通义·论科举》一文中，他写道：“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淫逸，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毕少，如是故上无才。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末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

 

　　由此可知，梁启超当时已对科举积弊的现象和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促进全民向学的风气等优越性作出了准确的评价。时至今日，反观梁氏的高论，令人叹服。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