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千金屠龙，成亦无益。呜呼，人亦何乐而为此劳劳哉。”由此他认为洋务人才被束之高阁皆由科举之弊。科举的选士标准对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衰弱在于教之未善，要想彻底改造教育，必须变科举，兴新式学堂。“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废八股、变科举成为新式学校成长的必要条件。由此梁氏主张广设学校，普及教育，开民智，申民权，培养近代新学人才。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近代学制、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日本由学校开始变法不出三十年而崛起的例子，也让他感到改造教育的紧迫性，而当时科举的存在严重禁锢了学校的发展，学校作为科举的附庸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倡废科举成为梁氏改革的主要焦点。
倡复科举，理性思考后的惊世之论
1905年，迫于各方面压力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光绪帝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美国学者罗兹曼甚至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意义甚至超过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重压下的新式学校步履蹒跚，非有大变革不能除千年之积弊，科举的废除终于使知识分子走出传统学术的牢笼，开始睁眼看世界，中国学术由传统逐渐走向多元，中国也走向了新纪元。但就在科举制度终于被取缔，新式学堂迅猛发展之时，作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梁氏为什么又作恢复科举的惊世言论呢？这应该说是他在游历欧美等国家以后，对西方社会和制度有了更深的体悟之后，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对科举制度重新作出的理性思考。
1910年，梁启超在游历欧美，亲眼目睹西方国家[注: 西方国家 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国家划分有三个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若只考虑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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