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杨墨之道”实际上源远流长。笔者的《另一种“杨墨之道”》（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7月18日第15版《国学》）曾指出：“《墨子》《吕氏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勾画了墨子之‘悲’一线，《列子》《荀子》勾画了杨朱之‘泣’一线；两条线汇聚到《淮南子》，最先完整地建构了另一种‘杨墨之道’；其后，阮籍、孔稚珪把它进一步固定了下来。”这里要更正的是，比阮籍（210—263）更早，东汉[注: 东汉（公元25年～220年），又称后汉，是中国古代继秦朝和西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由光武帝刘秀建立。二十四史中的断代史—《后汉书》，即记载了上起光武帝，下至汉献帝的东汉一朝共196年历史。]荀悦（148—209）的《汉纪·孝元皇帝纪下》说过：“杨朱哭多岐，墨翟悲素丝，伤其本同而末殊。”更要补充的是，连大孟学家戴震[注: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屯溪人。他既是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又是在儒学内部最早批判“以理杀人”的思想家。]（1723—1777）也觉得另一种“杨墨之道”令人感喟。其《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理》有云：“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由此可见，只拿党同伐异的“距杨墨”做文章，而无视乃至漠视另一种“杨墨之道”对于个体生存的真切感受，那类孟学史研究至少是不够完整的。
检视“初唐四杰”留下的孟学史片段，其有特点者，乃杨炯、卢照邻先荀后孟的提法；其有深意者，乃卢照邻对墨子、骆宾王对杨朱的了解之同情；其有回味者，乃王勃对袁宏语、卢照邻对扬雄语的化用。
但是，“初唐四杰”未必深入研究过孟子，孟学甚至根本谈不上是这个诗人共同体的突出特色或核心优势，所以，其孟学观整体上朴实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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