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子[注: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主要代表之一。]》，我们知道“司徒[注: 司徒姓-司徒一姓，是以官职命名的复姓。据《帝王世纪》记载：“舜为尧司徒，支孙氏焉。”舜曾为尧时的司徒官，负责管理民众、土地及教化等事情，职位相当于宰相。]”这个职位是管道德教化的，契相传为殷代的祖先，就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其工作职责是“教以人伦”（5·4）；“士师”这个职位是管政法惩治的，蚳鼃在辞去灵丘县长之后就担任过这一职务，其工作职责是“可以言也”、“可以杀之”，向上要完成向国君进言的差事，对下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4·5、4·8）。社会要从“治理”达到“善治”，不能不讲究规矩。在孟子看来，这个规矩就是既要“以礼治国”，也要“以法治国”。形象地说，治理一个国家既需要“牧师”，也少不了“刽子手”；既要有人时时刻刻唱“红脸”，也少不得有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出来唱“白脸”。

    最足以概括孟子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礼法观的，想必还是《离娄上》首章所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7·1）。在语法上，这句格言当然是“古代时态”的，而不是“现代时态”。所以，过去从1998年5月14日的《羊城晚报》看到微音先生的《街谈巷议》栏目说孟子讲过“法制者，道德之显。道德者，法制之隐”一语，我只好会心一笑。虽然孟子的礼法观要显豁的正是这种理念，但古代的孟子能够讲出如此现代的话语吗？当代孟子思想传播史中的这个掌故，同时也在警醒着我们这群以学术为志业的读书人：在阐释古人思想时，你千万要记住，对于引号之外的东西——你尚且可以“自由主义”地天马行空，但对于引号之内的东西——你必须“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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