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或许“亲属容隐”具有道德、法律的双重属性，可这个规则的“边际效应”究竟有多大呢？你可以不去举报，甚至可以藏匿，但你把犯了杀人罪的父亲从监狱里偷出来然后逃之夭夭，大约就由量变到质变了。被杀的那个人就不可怜吗？他的亲属能不为他鸣冤吗？记得中国古代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注: 上大夫，先秦官名，战国诸侯国中的爵位分为卿、大夫、士三级，大夫比卿低一等。大夫是一种官职，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大夫”是最高一级的大夫。]”一说。即便如此，你也只能说把杀人了的父亲劫狱出来并潜逃可以享受刑罚上的“豁免权”，却不能说这个儿子是以“内在观点”来看待法律的。何况，古代中国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呢？直到现在，我仍然不得不以为舜在父亲杀人后对法律采取了“外在观点”。

    平常人尽孝，做起来哪里像舜这样艰难呢？平常人尽孝，意义哪里能像舜这么重大呢？舜既是天子，父亲瞽瞍又极其顽劣，这样，舜如何对父亲尽孝，足以让举国上下翘首观望。如果做得不好，天下人可能都会效法于舜，父子就会变成仇人，伦常就会变成战场。事实当然是舜做得极好，“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7·28）。舜竭尽一切心力来侍奉父母，顽劣的瞽瞍终于高兴了；瞽瞍高兴了，天下的风俗就变好了；瞽瞍高兴了，天下的父子就确立了应有的纲常。接连三个“瞽瞍厎豫”，要证明的其实正是舜的“大孝”。

    对于孟子来说，“瞽瞍厎豫”是事实性的，“窃负而逃”是假设性的。在此，事实性同时也是一种“普遍性”，假设性则只是一种“特殊性”。有了这番思辨，我想，我们需要做出以下判断：在普遍情形下，舜于礼、于法都是“内在观点”的实践者；惟有在父亲杀了人的特殊情形下，舜于法才抱持着“外在观点”，但于礼依然坚守着“内在观点”。我挚信这些判断是成立的，所以，从总体上说，“窃负而逃”不是一个法学案例，而是一个伦理学例证。

&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