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林：20世纪90年代后期，继“文体诗学”之后，您转向“比较诗学”的研究，几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当时您是怎样考虑的呢？

童庆炳：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种资源——当下文学创作[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和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我致力于古代文论的研究，主要基于建设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的思虑。在经过十余年的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之后，人们终于觉悟到它们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味地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必须以“我”为主，如何继承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文论便显得特别的重要。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博大精深，而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仅体现在“物”的方面，而且凝结于观念和制度之中，并以无意识的状态深藏于人们的心里。中华古代文论中实际上有很多可贵的东西尚处于沉睡中，要承继中华文论传统，必须通过现代阐释来激活它们，并与西方现代文论打通。这是继承与革新中华古代文论的必由之路。我在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的“后记”里写道：“继五四之后，中西两种文艺思想的再次交汇、碰撞是历史的必然，而在这种交汇、碰撞中我们要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就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中国和西方的、在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在比较中，祖国传统诗学的精华才会显露出来，我们才会认识到抛弃传统照搬西方是不明智的……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实现新的形态的文艺理论建设的基本途径。”

吴子林：通观您的古代文论研究论著，它们往往体现为一种现代学术视野，即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思维方式。您特别重视文学理论与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将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现代阐释自然引申到对文学理论领域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基本原理的探讨，而将古代的理论命题融化进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态之中，并时出新义，熠熠生辉。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您的想法是怎样的？

童庆炳：在诠释中华文论著作中提出的观念、体系时，我们必须克服两种倾向：一是“返回原本”，它多承乾嘉饾饤考订之余弊，把古代文论仅仅当作一个死的东西来对待。这一训诂工作的意义是很有限的，还没有进入真正研究的层次。二是“过度阐释”，即“以中证西”或“以西释中”。这种研究消解了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精微的民族个性。为此，我提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三项原则”。其一，历史优先原则，即将古代文论放置到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尊重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让它们从历史的尘封中苏醒过来，以鲜活的样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变成可以被人理解的思想。其二，“互为主体”的对话原则。西方文论是一个主体，中国古代文论也是一个主体，要取得一个合理的结论，需要两个主体互为参照系进行平等的对话。其三，逻辑自洽原则。中西文论对话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达到古今贯通、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