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与现实关怀

吴子林：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您提出并论证了“文化诗学”。您的“文化诗学”这一理论构想是怎样产生的呢？

童庆炳：我提出“文化诗学”的创构，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全球化思潮的不断激荡，社会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激变，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时髦，价值世界更多的关注平面的、感官的快适。于是，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文学滑坡、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文关怀的感性吁求逐渐形成“文化转向”。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极力倡导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即以后现代理论为指导的跨学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随着研究对象日益偏离文学文本，它成了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这种“文化研究”不过是“文化社会学”研究，而非文学理论研究。于是，1998年，我在扬州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创建中[注: 汉语发音 jiàn zhōng 名词解释 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是唐德宗的年号，共计4年。-jianzhong]国的“文化诗学”。1999年，我连续发表了《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和《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三篇论文，之后，还发表了多篇论文。我对“文化诗学”的解释和理解不断有所发展，迄今为止，我的“文化诗学”构想，大体上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

所谓“一个中心”，是指文学审美特征而言的。“审美”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的产物，我认为是可以发展的，却是不能丢弃的，而且还要作为“中心”保留在“文化诗学”的审美结构中。审美是人类的一种对象性活动，在这活动中，人们实现了情感的评价。审美的重要性在哪里？审美是与人的自由密切相联系的。今天我们的自由问题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过去完全被政治束缚住，今天我们的文艺往往是被商业主义的意识形态、被一心只想赚钱的文化老板的思想束缚住了，我们手中没有权力，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文学艺术话语，因此，我们搞文学研究也好，搞文学批评也好，审美的超越、审美的自由就成为我们的话语选择。我们选择审美的话语来抵制商业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学必须首先是文学。如果一篇文学作品被称为深刻的智慧的，却没有起码的艺术审美品质，那么文学不会在这里取得胜利。不要让那些没有意义或只具有负面意义的商业文化作品一再欺骗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具有审美价值和积极社会意[注: 会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综合表示这些构字成分合成的意义，这种造字法叫会意。用会意法造出的字就是会意字，它体现了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义相融合的文学艺术精神食粮。总之，文学是一种审美文化，我们不能在这里迷失。

吴子林：审美是“务虚”即“无用之用”，它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使我们的人格构成趋向健全的同时，通过改善现代人的人性以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那么，什么是文化诗学的“两个基本点”呢？

童庆炳：一是要有过细的文本分析，二是分析文学作品要进入历史语境，并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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