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林：进入历史语境分析文本，这是很有新意的观点。

童庆炳：对于“历史语境”的理解，要与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的历史主义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人所揭示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也就是说，精神产品，其中也包括具有观念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于某种历史的机遇或遭遇，有了某种时代的需要才产生的，同时这些精神产品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某个时期流行的精神产品，在另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历史语境的改变而不流行了。后来，列宁[注: 列宁（俄文：Ле?нин），公元1870-1924，本为笔名，后成为他在政治活动中的别名，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俄文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把这一问题提到更高的程度来把握，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注: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离开马克思等人所讲的伟大“历史感”、“历史性”和历史发展观这一点来理解“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其内涵。

吴子林：您说的“历史语境”与以往常说的“历史背景”的差异在哪里呢？

童庆炳：“历史背景”只是关注到那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于哪个历史时期，那个历史时期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是怎样的，这段历史与这段文学大体上有什么关系等。这完全是浅层的联系。“历史语境”则除了包含“历史背景”要说明的情况之外，要进一步深入到作家、作品产生的历史具体的机遇、遭际和情景之中，切入到产生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或某种情调的抒情或某个场景的艺术描写的历史肌理里面去，这就是深层的联系了。显然，“历史背景”所指的一段历史的一般历史发展趋势和特点，最多是写某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展示某段历史与某段文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大体对应；“历史语境”则不同，它除了要把握某个历史时期的一般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特点之外，还必须揭示作家或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换言之，历史背景着力点在一般性，历史语境着力点是在特殊性。文化诗学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是因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显、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地了解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说具有历史具体性和深刻性。

吴子林：“文化诗学”还有“一种呼吁”，指的是什么呢？

童庆炳：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们民族正在复兴，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官员贪腐，房价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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