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海南岛觉得有三件事情最爽。第一是梳头，第二是坐睡，第三是干洗，就是睡觉之前把自己搓得通红，然后酣然入睡。他认为人生快意莫过如此。苏轼有一句名言，上可和玉皇大帝聊国家正事，下也可和孤儿院小孩玩耍。苏轼把自己的人生温度控制在36到37度常温之间，发达时没有高到42度，倒霉时也没有低至34度。正因为如此，这位天才的大诗人才能写出《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不消极、不落寞，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同时又流露出一种豁达的情怀。这就是两宋的雅韵。

明清的达者

郑板桥是清代的大书画家，虽然官不大，但是有正气，他写《道情十首》时30多岁，诗中表达即如此消极，“无非唤醒痴声，销除烦恼”，这和苏东坡相比是不同的。第一，苏轼在吃了苦以后有所体会，他的达观和豁达用在苦路上，郑板桥是在没有进入仕途之前就打了预防针。第二，再来看看“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往来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这跟苏东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把什么事不当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是预防针。有些事千万别当真，当了真，心就重，心一重就容易往下坠。当时他没有考科举，才30多岁就稍微流露出这种想法：看破一点，什么功名都是一场空，倒不如做个清闲的人，喝点酒，醉醺醺在山路上走。郑板桥认为人世间走一回，进去的时候两头驴，出来的时候还是两头驴。这明显是和苏东坡有点区别的：一个是仕途风浪当中历练出来的感悟，一个是未进入之前给自己打的预防针。

从诗经一直讲到板桥，真是一代有一代文学，一代有一代人生，一代有一代社会。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绝不是出于某种恋古癖。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理解又有点机械。应该从前代中国人当中找寻我们对于价值的追求，这才是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在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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