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别过分苛责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式过马路”再次引发了关于“国民素质”问题的讨论，批评者认为，“宁肯在喝茶、聊天、看电视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也不肯为等红灯花一点儿时间，这说明国人的基本修养、公共道德意识还不够。”

事实果真如此吗？关于“国民性”、“国民素质”等等的批评看起来畅快淋漓，但真的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吗？乔新生说：“不要过分责怪中国人的素质，如果要说素质，只能说中国人太善良了，而不是太恶劣了。”

法不敢责众

记者：“法不责众”这个词在这个现象中被反复提起，是法的问题，还是众的问题？

乔新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仅反映出中国人法律观念上的误区，也反映出现在许多法律制定规则的问题。

记者：观念上有什么误区？

乔新生：如果对法律不满意，人们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苏格拉底[注: 苏格拉底（Σωκρ?τη?)；英译：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选择，法律非常荒诞，但仍旧要遵守。另外一种是梭罗的选择，即逃避法律，回避法律。许许多多“中国式……”现象，都不属于这两种选择，而是去破坏，去故意违反。这并非是一种正常的法律观念。

记者：法律规则的问题又在哪里？

乔新生：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律和规则，缺乏科学精神，所以它不敢责众。法律的制定，是遵循少数人的意见，而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即便是有听证会，也往往变成遮羞布，老百姓既然没有参与到法律和规则的制定中，自然不会敬畏，即便违反，也不会有道德上的羞耻感，因为人们都觉得法律规则是管我的，不是保护我的，违反的时候甚至会有快感。

规则应该由公众共同制定

记者：公共生活、公共道德、公共规则对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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