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常人很少遭遇的逆境中，之所以能做出杰出的成就，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生活的信仰、事业的信仰、献身理想的信仰。

    司马迁在《太史公[注: 释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自称。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蒙受腐刑，遭到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出于信仰勇于担当的精神，是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的伟大著作的。

    伟大诗人屈原，是楚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大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后来遭奸佞陷害，以身殉节。他说：“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长流而葬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信仰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长存天地之间。哲学家冯友兰说过，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中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法国文艺理论家圣·艾弗蒙说：“在悲剧中，我们追求的目标，首先应该是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这种伟大，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我们感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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