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义”作“宜”解，孟子是从合适的社会关系这个角度来谈论“仁义”二字的。进一步，如果一个人体会到并按照一种合适的社会关系生活，他就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的为人处事就成为一种规范，对于他的后代起示范的作用。这就是“礼”的出现。简单来说，礼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是仁义的形式化表达。就顺序而言，我们先有仁义，才有礼节。然而，我们注意到，仁义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内在的，是当事人关于完善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一旦形式化而成为礼节，它就成了一种外在约束，反过来强迫人们严格地加以遵守。特别地，对于后一代来说，他们关于仁义的理解尚未达到父母的理解水平，而父母却要求他们遵行礼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礼节就是外在的强迫性的。这里，我们看到，仁义和礼节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为了解决这里的张力，孟子在礼的执行问题上加了一个“权”字。这个“权”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权”就是自己琢磨着怎么做才是合适，即权宜。人们以为行礼这件事仅仅是一个不用思想的行为。在孟子看来，行礼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任何情况下，行礼都涉及了当事人对礼的理解。人对礼的理解到哪个程度，行礼就到哪个程度。比如，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完全不明白父母强加在他头上的礼节。开始时，他仅仅是处于父母的威严而不得不遵守。但是，渐渐地，他开始理解父母的强迫性要求，并在内心认可这些礼节，从而自觉地遵守。可以看到，“礼”可以引申出关于礼的思想。孟子称之为“智”。

    智就是关于礼的理解。礼是仁义的形式化表达。因此，关于礼的理解也就是关于仁义的理解。《孟子·离娄上》还提到另一个争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从礼的角度看，娶妻需要上告父母（孝的一种表现）。舜在这种情境中陷入这样的困境：如果舜告诉其父母，就不可能得到父母的允许而娶妻；如果不告，则违反了礼（不孝）。孟子认为，人们关于“孝”有不同理解。告诉父母而不娶则无后，这个无后的结果是不孝；不告诉父母而娶，不告这个动作是不孝。因此，舜不告而娶是一种孝的行为，乃君子所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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