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一定先写书，否则无书可赠，赠书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书，头一本书是《美帝侵略台湾简纪》，是奉命写作的一本小册子，做宣传用，约五万多字，没有向人赠书。真正买书送人是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洋军阀史略》。当时稿费与书价有相当差距，稿费较高，书价较低，只消花费一小部分稿费就能买几十本书，分赠至好和亲友。以后十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写书，不出书，当然也无赠书。直到80年代前后，改革开放，一切归于正轨。渐渐写书多了，赠书范围自然地扩大，随之也产生些不快与无奈，甚至有些事还让自己在精神上有侮辱感——上世纪末[注: 李慧珍，分别在1997年1月在北京和1997年5月在日本出道的，她的成名歌曲是《在等待》。1993年，她获温州市“金融杯”和一等奖“龙港杯”金奖及浙江省通俗歌曲大赛金奖。]，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遇到一位已高踞省部级高位的早年学生，他向我索要我的多种著述，并写给我’官邸’地址，让我将赠书派人送去，并趾高气扬地告诉我，将把我的赠书陈列在他的书房，好像‘恩赐’我一种’荣典”。可叹我既无秘书，又无司机，只好淡淡地说了句：“我赠书，只闻来取，未闻往送”，尴尬地结束了这次交谈。直至今日，他已下台多年。他既未来取，我也未往送。看来，这只是官场的几句应酬话，切莫认真当知音。

    为了申明我的赠书态度，我曾写过一篇表态文字，自己也主动缩小赠书范围。不久吴小如兄也写了一篇题为《也谈赠书》的短文，诉说赠书的各种苦恼。他反感那些抱着不要白不要心理来索赠书者，也不屈从有些人以“忠实读者”面貌，吹捧几句来骗取赠书。他主张：“赠送自己撰写的书，必须出于自愿，不宜存丝毫勉强”。我赞同这意见，并遵循实行，除了有赠书交往，仍是你来我往，投桃报李外，其他渐少理会。这就引起一些对我的闲言碎语，有的有一面之识的人，认为我出了几本书，有架子了。有人认为我不与朋友分享愉快，有人认为我抠门不愿买点书送人；但也有一些知心人的行为，令我感动。早在我出第一本略有学术含量的《北洋军阀史略》时，我曾送一本给系里学术前辈研究古代史的王玉哲教授。在世纪末时，某次，王先生来我家聊天，发现我架上无此书，当即说，我送他那本赠书已表明彼此[注: 介绍 彼此 ：bǐ cǐ 意义 ①那个和这个；双方：不分～ㄧ～互助。②客套话，表示大家一样（常叠用做答话）：‘您辛苦啦！’‘～～！’。]友谊，而更重要的，应完整自己的著述积存，次日即派人送还。这种风格与胸怀，对我也是一种身教。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赠书的无奈也有了翻新。

    一是赠书流落。在新世纪刚开端，就有一位朋友从网上买到我的一本赠书，另有朋友从南方旧书店淘到我的赠书，先后寄给我，我很伤感，因为这些受赠者都是读书人，也是我的好友，生前一本本搜求积累，耗费多少精力，过世后，后人或为了腾空间，或不识这些书的价值，遂将他们先人的藏书一扫而空，投放市场。于是这些书到处漂流，辗转易手，使书品遭到“皮开肉绽，不堪寓目”的厄运。我只得含泪撕去原来的签名页，粗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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