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等待真正需用者。
二是再造赠书。近几年，我常遇到熟悉或不相识的人，把我写的书，或亲自登门，或挂号快递，从几本到十几本，有的附上回邮或钞票，有的只是附一小笺要我签名，甚至要求题上下款或写几句跋，闹得心绪烦乱，但既送到面前，也只好签名寄还。于是别人买的书便再造成我的赠书，自己总觉得不自在。
三是一些后学晚辈的强索赠书。这些人大多是比较熟悉，是书房的常客，带给我一些外界的街头巷议，哄我高兴。他们若见到有复本或样书，就涎着脸要我赠书，说是喜欢读我的书，更为了留个纪念，要我签名，软磨硬泡，终于拿到我的签名本赠书，满意而去，我则嗒然若失，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
由于赠书引起种种不快，兼以日趋高年，顿然悟到赠书与个人，何如作公益。于是就改为向图书馆等公益单位赠书。我曾向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国书馆和我的故乡萧山图书馆、方志馆以及绍兴一个农村图书室都赠过书。除了自己的著作外，还为赠书有点规模，把部分藏书也搭配进去，先后共达万余册。各受赠单位也认真对待，设专馆、专室、专架展示赠书，并供应阅览。我很欣慰这些书得到应有的安身立命之所，自以为找好了一条新的赠书之路。不料又带来了新的烦恼，使原有的赠书范围波及到我的其他藏书。从2004年以来，我收到过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江西、江苏、河北等地多封要求赠书的信，有的说为了在农村建立农村读书室，有的要我支持充实农村阅览室，有的表示“仰慕’，要我加盟他的名人藏书室……不是几本而是几十、几百本，真令人哭笑不得，难以应付，只能全不回应而回到原点上，与书友继续互惠交流。至于我的书如何处理?我仍坚持奉行乡先贤古越楼主人徐树兰[注: 人物简介 徐树兰(1838～1902)，字仲凡，号检庵，清山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改知府，因母病告归。]的作为，化私为公，继续向有关图书馆捐赠，面向公众，使书得到“不散之散”的良好结局。
一件事总有正负两面，赠书是好事，但难免又带来令人烦恼的负面效应。过去我写过一篇有关赠书的文章，是为“前篇”。现在把后来发生的事由再写一文，是为“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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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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