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新中国成立大约两三年以后，就日益浓重地笼罩着左的教条主义的乌云，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首先是思想改造运动，以批判崇洋媚外为主题，这一下子就阻断了会通中西以发展哲学的大道。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哲学系合并到北大哲学系，老教授不能登台讲课，主要做自我批判，业务方面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做点翻译工作，年轻的批判年老的。如果有人多谈西方哲学的优点，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就是反动。1957年，各校恢复哲学系，师资来源于北大哲学系。但因政治运动愈来愈紧密，哲学学者们即使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点学问，那也大多打上了浓厚的政治烙印，更谈不上会通中西了，至于说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发表有独创性的哲学观点，那更是不容许的。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流行话：“搞哲学的人，只能算哲学工作者，不能做哲学家。”这句话是对那个时代中国哲学（包括北大哲学系）状况的最准确、最具体的描绘。在这种形势和思想指导下，搞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只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做注解，或者对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做政治宣传；搞中囯哲学史的，主要是想方设法把中国传统思想纳入唯物与唯心斗争的框架；搞西方哲学的，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在批判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还可以讲一点吸取其“合理内核”，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则一概斥为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时期反动腐朽的东西而大加批判，我在那个时代，曾多年为北大哲学系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就是按照上面规定的这一模式来讲授的。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30余年。改革开放给前30年左的教条主义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政治枷锁，逐渐松绑，被禁锢了30年的西方哲学日益活跃，西方现当代哲学更成了热门，甚至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大讲西方现当代哲学，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所掌握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东西，比我这个以西方哲学为专业的人还要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过去被敌视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联系以至结合起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气象。北大哲学系如此，其它大学哲学系亦然。这是值得肯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过去30年中国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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