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中比较自己与郑振铎治学路径的不同，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资料选用的差异，还在于如何编纂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在鲁迅看来，郑振铎的工作，更近于文学史资料长编，还未上升到“史”的层面。资料长编，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提高研究水准，更有待于“史识”的加强。可以说，史识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所在。

    这一年，鲁迅五十二岁，已经名满天下，而台静农则刚过而立之年。我相信，鲁迅的这番话，对于台静农而言，一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八年后的1940年，台静农在重庆白沙女师讲授文学史，就是在鲁迅学术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中国文学史》的撰述。

    鲁迅虽然对于资料长编不甚以为然，但是他自己做学问，往往从资料长编做起，先后编校了《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嵇康集》、《谢承〈后汉书〉》、《虞预〈晋书〉》、《虞喜〈志林〉》、《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等汉魏六朝文献资料。对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分门别类地编纂资料的方法，鲁迅也曾给予高度评价。1927年，他在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高度评价此书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这异彩，就建安文学[注: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公元196—220年）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著名的七位诗人，建安七子也大都死於建安年间。]而言，就是刘师培概括的清峻、通脱、聘词、华靡。而鲁迅则将“聘词”与“华靡”改为“华丽”和“壮大”，其义一也。台静农对于建安文学的异彩亦持此一看法。他于“清峻、通脱”之外，更加注重魏晋文学“由校练名理到老庄玄学”的转变及其缘由。系统、全面、客观地编纂资料，就一定会出相近的结论。这就昭示我们，人文学科，并非见仁见智，全无客观之标准。

    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一文中，台静农先生对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五十余种文论典籍提要钩玄，作了系统的论述，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方法及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了传记和年谱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知人论世的最重要途径。

    论及两汉辞赋时，作者从赋的本义说到假借义，通“敷”，通“布”，又通“诵”。每立一义，言必有据。受此启发，还可以联想到赋与颂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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