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诵者，即吟诵之谓。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诵”通“頌”，亦通赋。《文选序》称：“颂者，所以游扬徳业，襃赞成功”，则恰好是汉赋“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古代，诵与颂，颂与赋，往往互通并用。《两都赋》：“诵曰：盛哉乎斯代”之“诵”，陈八郎宅本五臣注、朝鲜刻本五臣注、《后汉书》并作“颂”。王褒《洞箫赋》，《汉书》谓之《洞箫颂》。扬雄《羽猎赋》，其序作“颂曰”。潘岳《藉田赋》，臧荣绪《晋书》以为《藉田颂》。故何焯《义门读书记》认为，古人赋、颂通为一名。不歌而颂，谓之赋，故亦名颂。又譬如论及南北朝时代的俳赋，认为这是一种“介乎诗、赋之间的一种新体。即一篇之中，经常多杂以五七言诗句，推寻源流，则与声律说之兴及律体之形成有关”。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过去，我读班固《竹扇赋》，发现其基本是七言形式。但到底是诗，还是赋，我始终拿不准。而台先生用俳赋加以辨析，这些问题就焕然冰释。不仅如此，台先生还论及这种文体对于唐代律赋和歌行的影响，视野可谓开阔。
以上所论，多是字义的辨析，对文体的考察，这是台静农先生研究的起点。他对于中古文学史研究贡献，更注重于社会学、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综合研究。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中，他专门论述了作家的文学环境研究，认为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创作活动，无不与时代风气、家庭出身以及朋友影响密切相关。据此，他论述秦汉文学，就专辟一章论及“汉代方士、儒生合流后所形成之神异故事”，就是以往文学史家所忽略的内容。
鲁迅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用“药酒·女·佛”四个字来概括，药与酒的关系，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已经做过精微的论述，而女与佛，是指宫体诗和佛教文学。宫体诗的研究，相关论述相当多，台先生能够在普遍贬抑声中发现宫体诗也蕴含着某种反模拟的革新倾向。而佛教文学，在文学史上专辟一章，则始于台静农先生。《中国文学史》第四编南北朝隋编之第八章《佛典翻译文学》分为两节，第一节论“后汉、魏晋及南北朝的佛典译人及译经”，属于佛教文学的目录学研究，第二节则论述佛典翻译的文体，属于纯文学研究。作者辨析佛典语法与文体的变化，进而论及文学情趣的发展。他认为马鸣的《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
不无遗憾的是，这是一部未竟稿，各章之间，详略或有不同，明清两代亦未曾着笔。好在《台静农论文选》亦有简体字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简体字版）。比照参读，或可对于台先生的学术有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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