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在89岁高龄时创办太湖大学堂。 
　　在他身后,人们更多关注于“南怀瑾饭桌”上的政商圈子,以及“国学大师”真伪辩。
　　那些争议,在他身后也未消停。
　　尽管他本人早就说过,“我半生岁月,都在毁谤中度过,早已习惯于此。学道人只问自心,莫管毁誉,止!止!不须辩。” 
　　南怀瑾究竟何许人也?
　　他曾自比隋朝王通,王通不做国师,却培养了房玄龄[注: 房玄龄是唐代初年著名良相、杰出谋臣，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辛征战；终生“效父清白”的饱学之士，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和魏徵这样的贞观名相。
　　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在《论语别裁》中,对秦相李斯充满功利、实用主义的“老鼠哲学”表示了不屑与否定。
　　晚年落户太湖之滨吴江,他和他创办的大学堂刻意回避公众视野；然而,“南怀瑾饭桌”上却总是熙熙攘攘。十方来求者,非富即贵。
　　这种神秘感与争议,让“南怀瑾”三个字具备了足够的眼球效应,却容易让人忽略这位洞察世情的老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留下的那些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南怀瑾先生离世已有月余,当各种喧嚣渐趋平静,也是理性审视“南怀瑾遗产”的时候了。
　　他这一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人脉直通政商两界大佬；到了晚年,为何跑到吴江教化起小学生来?我们从其弟子以及和他有过交往的人的大量叙述中,能触摸到这位争议人物的思想变迁轨迹,也看到他被人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游刃于各界,在嬉笑怒骂中流露出的孤寂与无奈；更看到他所求的,和人求他的,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
　　他所求的,在他今年6月在太湖国际实验学校首届毕业生典礼的“临别赠言”上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们现在毕业了,把这四年的教育经验带出去,带到初中、高中、大学,影响社会,就成功了。”他冀望他的学生,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学会怎么做一个完整的人,了不起的人”。
　　南怀瑾的焦虑,也映照出这个社会的浮躁与功利。他所不屑的“老鼠哲学”依然大行其道,而他晚年寻找的求解之道——通过教育改变人,改变社会,是否一厢情愿?他的这个“教育试验田”又能否后继有人呢?
　　(蔡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