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在《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一书中,建议这本《太后与我》,应该把书名改为《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宫廷中》,更为贴切。
连对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贺普利,在编辑整理这本书稿之后写的后记里,也不得不坦陈:“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所以,他手里掌握的这份巴克斯的《太后与我》,在沉湎于性幻想中的男爵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张罗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死掉以后,也没有为他出版此书的意思。他只是将亲手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原稿,复印多份,分别寄存于英、美数间大学的图书馆。1973年,贺普利也去世了,这本《太后与我》,一直在图书馆束之高阁。
冷落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本书,到了2011年,似乎有点一声令下的声势,先是英文版,后是繁体字版,接着简体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热闹。
《太后与我》的出现,也许不过是一起某些人想发财而想疯了的偶发事件,也许并非反华政客们有谋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精神攻势,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试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多老大曾经说过“连咱们的皇上也怕洋人”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那些有着种族偏见、殖民心态、白人至上观念、霸凌恶习的西方人士,怎么说也是不甘心,不顺心,不安心的。更何况面对自身难以排解的衰势,面对中国难以阻挡的崛起,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失落感,挫折感,还有从心底泛上来的酸溜溜味道,在肺膈腑脏间梗阻着,当然不好受,不痛快,不开心。于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头最早运到贵州场坝上的毛驴,在没有完全技穷之前,再尥你两蹶子,恶心你一下,捣乱你一下,让你难以招架,让你穷于应付,是绝对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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