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是“父忧母难日”（应是唐太宗说过，见《贞观政要[注: 《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撰，约成书于唐开元八、九年。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怎么能大吃大喝以示庆祝呢！起码在有唐一代是没人敢于大操大办生日寿宴之类的。最雅的生日纪念，莫过于以诗、以文、以书画，古代文籍中不乏例证。李鸿章的生日避客，只和夫人、女儿及张佩纶品茗清谈，何等闲雅高致而有逸趣……好了，再回到《涧于日记》。这之后的十二日略记有“与菊耦略话家事……”二十五日则“与菊耦作贺仪，师（指李鸿章）赏《紫缰诗》”。五月端午节那天记曰“自甲申后，余从未能从容过（端）午节也。午后与菊耦清谈良久……”概言之，几无日不记“菊耦”之名，不胜枚举矣。
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是分阶段而各有标名，如“葆石斋日记”“篑斋日记”“出塞日记”等，唯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以后则标之为“兰骈馆日记”，以后再未更改过。为什么要称名“兰骈馆日记”？
张佩纶旧藏有定武本《兰亭帖》，且有阮元手书于道光二十四年的题跋；李菊耦“酷嗜《兰亭》”而家藏神龙本《兰亭帖》乃乾隆三十四年进士王秋坪原藏，帖后有翁方纲手书于嘉庆辛酉长文《神龙兰亭考》，如今合二为一，可谓二美具，弥足珍贵。李鸿章特亲笔书“兰骈馆”三字横额“悬之闺中”，这应为张、李缔姻的明证，也是兹后署名“兰骈馆日记”的缘故。而且再提“菊耦”，往往时称“内人”“内子”，如光绪十八年壬辰四月初三日“晴，午后阴，夜听内人弹琴”；十二月十五日“晴，在兰骈馆半日，与内人茗谈遣闷而已”，不赘举。其夫妇闺房琴书之乐，与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相比较，亦不少让。前所举李越缦《日记》之云“戊子十一月七日”以及“张年四十”“幼女年二十”等或有误。但“敏而能诗”一句绝非虚语，从《兰骈馆日记》中不时记有夫妻间相互唱和“联诗”等即可以坐实。所憾恨者，《日记》中只记事而不具录其诗。晚清民初笔记，尝语及李鸿章幼女李菊耦有《绿窗绣草》，应该是她自录存的诗词原稿，惜未见刊刻传世。《孽海花》小说中借张荫桓[注: 张荫桓(1837-1900) 清末大臣，字樵野，广东南海人。纳资为知县，几经升迁至道员光绪二年(1876年)权山东登莱青道。]之口绍介的《基隆》两首七律，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说这诗竟还是张、李联姻的媒介。愚以为，只能视作小说家言，实不足征信。自晚清迄于民初的闺秀诗人不在少，何独遗漏此一家？憾恨之余，只好从《涧于日记》拈出数事，以一窥这位大家闺秀才具背后的卓识之一隅。
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夫妻俩阅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而及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嫁娶说”，也即今天的所谓“婚姻观”吧。胡瑗的观点是“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菊耦大不以为然，批之曰：
此矫世之言也，非圣贤之言也。夫其所见似与世之求援系者稍异，然充类尽致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夫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骄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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