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民粹意识可能来源于知识分子内心的道德原罪意识。这可以从走向民间的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那里看到端倪。罗隆基曾评价梁漱溟说：

    梁漱溟的论文里，攻击私产制度，不遗余力。所以痛心疾首于私有财产制，原因又不过在这一类的事情：“又有一件事，是我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的胡子上面，摔出血来，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

    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这可以以蒋廷黻为例。唐小兵在评价蒋廷黻时曾写道：“蒋廷黻言外之意就是，北平等大城市的生活代表的是新势力，是应该向全国扩展的，他没有因为意识到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与平民生活的隔阂而产生负疚感，反而进一步确认士大夫生活的合理性。”

    除了民粹气质之外，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论政中的话语方式也很不相同。这主要体现他们的文风以及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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