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左翼知识分子形成对比的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论战时的文风。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适曾有“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名言。胡适的这种思路，拿来用到对政府与公民的态度上就应该是：“对公权力要不疑处有疑（即有罪推定），对公民要有疑处不疑（即无罪推定）”。正因为自由知识分子在文风上多采用说理的方式，再加上他们本身的自由气质与绅士风度，即使他们在抗战建国问题及民主独裁问题上有很多分歧，但这些分歧都不影响他们的朋友之谊与同事之情，并由之而形成学术共同体，进而由道统制约政统并引导政统。左翼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那种“不容他人所匡正”的果断文风会导致私人关系的破裂，最终也导致文人共同体的破裂，甚至彼此之间反目成仇。

    在话语方式上，左翼文人多采用大词来描述并分析社会，他们使用诸如“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封建主义[注: “ 封建主义”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便是封建社会。对于“ 封建社会”定义的阐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不同，]”等抽象词汇来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这种话语方式胡适很不赞同，为此胡适与曾经一度迷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注: 历史学家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陶希圣[注: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展开论战。在胡适眼里，用这些未经分析的笼统话语来论述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是思想界破产的铁证。

    1950年代，居住在美国的胡适旧事重提，再次提到这些话语的潜在影响力。在旨在反思激进主义的《中国为了自由所学到的教训》一文中，胡适曾写道：“最后，但绝不意味着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一些抽象的、未经清楚界定的名词发挥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胡适认为这些话语会无形的影响个人的价值判断，进而使人作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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